最高决策层身边的经济智囊们：影响中国经济进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和他的课题组为了中南海的讲课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准备过程高度重视。”贾康说,单是讲稿的初稿,就反复征求意见,又反复修改多次,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2010年,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教授一起为政治局讲授《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近年来民间与政府都高度关注的话题,中央领导对此次讲座也非常重视。此后,财税改革开启,包括资源税、增值税等改革分别在新疆、上海试点,广受关注的个税,则在8月改革,包括提高起征点、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

秦晖

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是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在网络上的阐释被总理所知。秦晖本人目前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他夫人接受电话采访时介绍，秦晖的文章最早在1997年发表在一家杂志上，后来又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但当时中国农村的税费改革没有铺开，秦晖的文章没有引起反响和重视。后来他把文章修改后贴到了网站上，被人送给温家宝参考。胡锦涛和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上网浏览，可见网络确已成为他们收集信息的渠道之一。

胡鞍钢

在时常出入中南海的经济学家中，胡鞍钢是曝光率最高者之一。他把自己在1999年创办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定位为国家高层决策科学思想库之一，即通过国情研究报告影响决策与政策，在内地学术机构中敢于这样定位的还没有几个。1998年2月，他发表第一份国情报告《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得到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副总理吴邦国的批示。到2002年10月，胡鞍钢主持的研究中心已编发《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475期，主要读者是中央领导及各部委和省、市、自治区领导。上届政府总理、副总理等主要领导人对37份国情报告批示39次。《人民日报》“编者按”介绍，这些获得批示的报告，都成为有关部门政策制订和政策调整的背景材料。

许小年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走进中南海的专家学者中，不乏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如许小年、周其仁等。

林毅夫

从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国家的主要政策讨论林毅夫都有参与。比如，1994年的治理整顿、接下来的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收入分配、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讨论，都有他的声音。林毅夫的研究，多次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影响，甚至2005年5月中心内部举办“CCER中国经济观察”季度研讨会，有关部门还要了当时的会议记录去做参考。今年中央一次高层经济会议上，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亲自参加，总共在座不到十人，林毅夫即赫然在列。“一些建议直接被采纳，制定成了政策法规，另外的一些建议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日后的政策中有所呈现。”林毅夫说，“作为一个长远的过程，改革的方向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樊纲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曾在中南海学者座谈会上向朱总理提出：中国要力争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即使全世界的制造业都移到中国，也许尚且不够消耗中国的劳动力。来料加工，不仅可以使中国获得地租、税收，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几亿农民的生存问题。据说，樊纲在中南海曾这样对朱总理说：“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估计中国今后四、五十年内，将会有4亿至5亿农民要转移出农业。这也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这些农民基本就可以脱离农业。最基础的依据，就是我们还得用四五十年的时间，才能使农民都转移出来。”

刘鹤

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可谓学富五车的政府顶层智囊，他在中国多项影响重大的经济政策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比如影响深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刘鹤奉温家宝总理之命与美国专家商谈应对金融海啸，在递交报告的七周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磅出台。

周其仁

有人认为，把他们请进中南海，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紧要的关头。政府也知道，要完善改革的整体思路，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